亟待破解的农民工十大社会心理问题

农民工边缘化,实际上是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很好保障的具体表现。虽然有其自身文化和技能素质较低、农村与城市文化差异、缺乏利益表达渠道等因素,但从根本上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所依附的待遇差别,造成了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种种不平等。而这种种的不平等,又清晰地反映在农民工心理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心理问题。其中,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着力破解的共有十大社会心理问题。

一是农民工融入流入地城市主流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研究。农民工进城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同,经济上的巨大压力,都易引起他们心理焦虑,梦想与现实的落差,容易引发诸多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自卑心理、过客心理、孤独心理、失衡心理、焦虑心理等等。这些心理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富士康”事件就是十分典型的缩影。针对这一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尤其值得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已从父辈们的“亦工亦农”完全转变为“非农化”,“分不清五谷,干不了农活”,但同样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虽然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主观上都有留在城市生活的强烈愿望,但自认自己是真正的“城里人”的并不多见。主观意愿与现实困境的矛盾,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容易处于迷茫、焦虑之中。因此, 该群体大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有调查数据表明, 高达近四分之三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失眠、疲惫、孤独、茫然、绝望等方面的心理症状。这些心理特征,使得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生活,阻碍着农民工“再社会化”,客观上延长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不利于我国早日实现现代化。

二是留守儿童的社会心理问题研究。留守儿童是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体系背景下的一群“制度性孤儿”,虽然有父母,却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留守儿童因时常感到孤独和寂寞,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病症。如感情脆弱、自暴自弃、焦虑自闭、缺乏自信、缺乏安全感、悲观消极、也容易养成孤僻、任性和自私自利的性格。一部分留守儿童甚至行为失范, 成为问题少年。“2012全国留守儿童健康人格研讨会”发布了我国首份“留守儿童健康人格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人格缺陷问题堪忧,突出表现在学习焦虑、与人沟通焦虑、处事敏感、易冲动等方面。目前,我国共有因人口流动产生的农村留守儿童高达5800万,占全部农村儿童总数的28.29%,据资料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达57.14%,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这个数字不容小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产生既有家庭层面的原因,也有学校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因素,他们虽然隅居农村看似与我们毫不相干,可是谁又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和将来对社会的影响?有人说,农村留守儿童是中国当下最容易受伤害的人。孩子是未来、是希望,中国绝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关乎整个农村教育和社会进步,他们的成长与中国的未来也息息相关。

三是流动儿童的社会心理问题研究。城市流动儿童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有2.4亿农民工进城务工,跟随他们进城的流动儿童大约有2000万。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中称:为数众多的流动儿童长时间生活在城市中,却不认可城市;他们充满不公正感,既无从寻找自尊,又无从释放自卑,由孤寂而趋于内向冷漠;他们生活于城市中,常常感觉受到歧视、低人一等,与周围人群疏离。不安全感、疏离感、不适应感、孤独感成为流动儿童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流动儿童缺乏社会归属感,容易产生抑郁、偏激的心理,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如不及时解决,不仅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而且可能衍生一种对立意识和反社会情绪,这种情绪长期郁积则会滋生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今天的流动儿童,就是未来所在城市的新市民和劳动力。他们的社会融合问题,关系到所在城市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家庭、学校、社区及儿童自身等主客观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流动儿童心理健康,解决流动儿童心理问题,除了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壁垒,使他们成为城市的“新主人”,也要探讨和积极构建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给他们同一片快乐成长的蓝天。

四是农村留守老人的社会心理问题研究。在“留守儿童”日益被社会所关注的同时,农村“留守老人”这一概念却远远不能受到同样的重视。然而 “留守老人”面临的现实困难却更为严重,最近网络上十分关注的村落消失的问题,都有农村留守老人孤独的身影。与城市空巢老人相比,农村留守老人不仅“心空”,物质更“空”。留守老年人普遍经济生活状况较差,遇有患病、农忙等突发事件时,子女亲戚不在身边,不能得到及时帮助,因而会产生孤独、无助的心理。特别是有的留守老人还得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承担教育孙子孙女的压力,他们普遍精神依托缺乏,内心失落、心理压力大、缺少安全感,由此会出现焦虑、烦躁、压抑等不良情绪。引发这些不良情绪的原因主要有亲情疏离、生活无助、文化贫乏、交往单调等,加上人到暮年,心态悲观,更在留守老人心里留下了阴霾。农村留守老人在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的双重冲击,日益成为目前及今后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新农村建设中,关注农村留守老人的心理问题是不可忽视的。留守老人的难题若得不到解决,将会影响到他们的晚年生活与身体健康,在外打工的子女也难以安心。要真正破解留守老人面临的问题,需要在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农村基层组织等方面数管齐下。农村留守老人作为一个特殊的“脆弱群体”,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为这一群体解决后顾之忧,为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五是农民工群体性事件起因的社会心理问题研究。近年来,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屡遭侵害,诉求渠道不畅而导致农民工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其规模、人数、严重程度逐年上升,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演化成某种社会危机的爆发点。因此,这一问题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可概括为经济因素、法制因素、政治行政因素、社会因素和自身因素五大类,经济因素尤其是经济利益受损是影响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最直接的原因,基层政府处置策略不当,农民工社会待遇低下,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也是对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影响较大的直接原因。而农民工正式组织的缺失,农民工心理问题的积累,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等因素是导致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间接因素。此外还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主要体现在文化水平不高,劳动技术缺乏,思维方式陈旧,生活观念古老,政治意识落后,法制观念淡薄等。要防范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要深化制度改革,给农民工平等的公民待遇,另一方面,要完善和落实法律法规、维护农民工合法地位,同时,加强对农民工文化和技能教育,倡导社会主流文化,帮助农民工树立积极心态,增强其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

六是流入地城市市民对农民工排斥与认同的社会心理问题研究。城市长期存在的就业、社会保险、教育、住房等制度性排斥在社会结构、制度层面带来了一系列农民工市民化的阻碍,也导致了城市市民对农民工在心理、行为等日常生活中的排斥和不认同。城市市民存在“高人一等”的城市优越感,歧视农民工,且将城市治安、市容问题以及城市失业问题归于农民工的存在。由此,导致农民工产生“过客心理”和对城市市民的反感和敌意,给城市管理带来很大的压力,不利于实现农民工安居乐业,最终也将制约农民工市民化战略的推进。要消除流入地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排斥现象,既取决于宏观政策的改革,打破制度性排斥的壁垒,也取决于正确协调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沟通和相互认同。

七是农民工的“老乡情结”与地域性团体的社会心理问题研究。根据一项对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当问到“如果您在工作或生活中发生自己处理不了的问题时,通常会向谁求助”时,农民工选择“朋友、熟人”、“老乡”、“家人、亲戚”的比例分别为57.2%、476.9%、40.4%,而选择求助“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法院”分别仅占17.7%和10.4%。这表明农民工有困难时,首先考虑的是依靠业缘、地缘和血缘关系,而不是依靠现存的利益表达机制。这反映出农民工进城务工在社会交往、角色转换、心理调适等方面出现问题时,缺乏适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和情感满足途径,只能通过参与或组建体制外的非正式组织来表达和其利益需求和情感诉求,比如“老乡会”便是其中的一种典型形式。近年来,农民工通过参与或组建“老乡会”,以群体力量讨薪维权的事件层出不穷。随着类似“老乡会”这样的非正式组织规模的不断壮大,这些组织将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工作、生活和心理状态,甚至整个社会的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何引导与管理好这样的地域性团体是全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八是城中村-农民工聚集地-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心理问题研究。“城中村”,从城市发展角度看,它作为低成本生活区,缓解了城市住房在应对农民工等流动人口和部分内部人口两方面的居住压力;作为经济收入来源,以租赁收入形式缓解了失地农民的生活压力。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城中村”特有的住民之间的交往形式以及热闹的街坊商业业态营造出的类乡土关系的边缘小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工进城后遭遇的制度性排斥和城市市民的社会歧视带来的心理压力,成为农民融入城市社会的过渡带和缓冲区。但我们也要看到,“城中村”基础设施落后,人居环境恶劣,“脏乱差”现象严重;违法搭建比比皆是,安全隐患严重;外来人员集聚,社会秩序混乱,违法犯罪现象严重,已成为推进城市化的“拦路虎”、脏乱差的“代名词”、大都市脸上的“烂疮疤”、违法犯罪活动的“滋生地”。更为重要的是,“城中村”是农民工等群体的主要聚集地。“城中村”问题不及时解决,今日的“城中村”就会成为明天的“贫民窟”。当今 许多城市,如墨西哥城、孟买、里约热内卢,由“贫民窟”引发的社会问题可谓不胜枚举,积重难返。反观我们,“城中村”居民包括居住在那里的农民工群体生活品质不提高,实现农民工安居乐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长此以往,也必将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九是失地农民在征地拆迁过程中的社会心理问题研究。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体质及其所附带的人身管理制度,及自我危机意识和发展意识的缺乏,失地农民在征地拆迁过程中非常容易因为身份模糊、缺乏市民待遇、社会保障不力、就业困难以及由居住方式和生活空间的改变而导致的大量的心理问题,部分失地农民甚至会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失衡心态、抵触情绪和怀旧心理。比如,在很多沿海地区,不少失地农民进城后,宁愿赋闲在家也不愿到工厂工作,被称之为“心理失业”,以至于有些地方党委政府提出了要对失地农民进行“心理援助”。我们认为,“如果失地农民心理上不能适应城市,城市化中的农民变市民只是形式而已。”因此,如何做好对失地农民的心理调适,促使其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同城市社区接轨,全面实现市民化,应引起城市管理者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十是各级党委政府运用社会心理学帮助农民工安居乐业的研究。怎样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体人民,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怎样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重大课题。面对新的经济和社会形势,政府应主动实现角色的转换,从经济参与者的角色转向社会管理和服务者的角色,致力于向社会提供高效的、可信任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和健康全面的发展。政府唯有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才能最大限度地取信于民。近年来,“幸福指数”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也正成为各级政府转变发展思路的新抓手,而提升幸福指数的前提是实现居民的安居乐业。2006年底,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首次对全国31个城市进行居民幸福感调查时,“幸福感”还是个新鲜词汇,以之衡量城市发展品质更是首创。到2011年底,该刊已连续六年推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而“幸福”也继“和谐”之后成为又一热词。杭州在历次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比中均名列前茅。前段时间,《瞭望东方周刊》还发布了我国首个“城市幸福感评价体系”,涉及人情味、交通、医疗、教育、社保、治安、收入、环境、房价等22个指标。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但它源于事实。一座城市,市民的幸福感指数包括城市农民工的幸福感指数,是这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各级党委政府要确立执政为民决策理念,千方百计地推进发展,改善民生,维护公平正义,帮助农民工安居乐业,进而增强他们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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