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何谓“四农一村”?

  今天中国发达城市的“三农”问题,不但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而且表现为日显突出的农民工和“城中村”问题。因此,杭州把农民工问题列入到“三农”问题范畴之中,并始终把解决“四农一村”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直强调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和“城中村”问题。

  1.解决21世纪中国“三农”问题的奋斗目标是“减少农民”。解决21世纪中国“三农”问题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应该是、也只能是减少农民,就是要把80%的农民转移出去,让一名合格的农民经营相当于过去5倍的土地,也就是说要让尽可能少的合格农民,经营尽可能多的优质土地。

  2.“减少农民”是催生农民工、“城中村”,进而使21世纪中国“三农”问题演变成“四农一村”问题的根本动力。早在十年前,杭州就提出要解决“四农一村”问题,要把农民工问题和“城中村”问题一并纳入到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大框架下来思考。目前,中国“三农”问题已演变成了“四农一村”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再加上农民工、“城中村”。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问题和“城中村”问题都与减少农民密切相关。需要指出的是,减少农民绝不是政府行为,而是农民的一种自发行为。实际上,中国农民“隐性失业”现象非常严重。可以说,农民外出务工是中国农民为解决自身“隐性失业”问题,而闯出的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血路”。“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不是政府引导出来的,而是中国农民自己闯出来的,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不是一件天大的坏事。“城中村”之所以成为社会矛盾的集聚地,是因为农民工过多集聚造成的,他们的数量往往是本地农民的数倍甚至十几倍。由于农民工市民化途径的缺失,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底层,不同程度上存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被边缘化的问题;由于农民工是农非农、亦工亦农,大多居住生活在“城中村”,城乡差距、市民与农民、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差距,也都集中反映在“城中村”中,如果“城中村”不改造,很有可能演变成西方的“贫民窟”,陷入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对城市建设管理特别是社会稳定将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3.“四农一村”问题已融入中国城市化洪流中,成为中国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作为城市管理者,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四农一村”问题,就是因为这些问题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今天中国农民工的数量有2亿多,20年后可能达到5亿多。可以说“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根据统计数据,城市人口中真正增长的部分不是本地居民的自然增长,而是外来农民工的快速增长。今后20年,中国城市化率还可能再提升20个百分点,靠的也是农民工进城。换句话说,今天的“四农一村”问题,已融入中国城市化洪流中,成为中国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目前中国必须破解的最大课题是城市化问题,而新时期中国“四农一村”问题,特别是农民工问题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要解决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必须将其放在中国城市化大背景下去考虑。换句话说,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工作这一党的工作的“重心”和“三农”工作这一党的工作的“重点”统一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统一于确保让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有收入、有房住、有书读、有医疗、有社保、有救助、有安全、有组织”,真正做到“安居乐业”这一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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